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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护农民土地财产权构建农民权利体系

来源:三亚房地产律师网作者:三亚房地产律师时间:2013-08-07

  在新一轮城市化的浪潮中,农村土地问题已经成为目前我国农村矛盾的焦点。如何在保护好农民土地财产权的条件下,构建农民的权利体系,是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农民权利和农村土地制度的根本问题。

  农民权利是个体系

  我国30多年农村改革开放发展的实践告诉我们,农民权利是个体系。它至少应由经济收益权、社会管理权、社会福利权等构成。同时,农民权利体系的构筑必须建立在农民财产权的基础上。

  在农民权利体系中,经济收益权是农民权益中最基础的部分。这种收益权与农村的生产要素相联系,一方面它表现为农村劳动力的流动;另一方面则与土地的流动相联系。前者是劳动力价值的体现,是农民的劳动收入,后者是农民财产价值的体现,是农民的财产性收入。

  社会管理权是农民当家作主的权利。农民要实现这个权利,必须要有参与的动力,同时必须组织起来。而这两者都与农民的财产权密切相关。只有当农民有了财产的时候,为保护自己的财产他们才会有参与的动力;为实现自己的财产权利,他们才能够组织起来,用自己挣得的话语权,来与比他们强大很多的公司谈判和与政府对话。

  社会福利权是农民享有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的权利。尽管农村现在取消了直接的农业税,但农民依然是间接的纳税人,依然有权利享有政府提供的均等化的公共服务。农民还是有选举权的公民,虽然目前他们能够直接选举的只是村级自治组织的领导人、县人大代表和部分试点的乡镇党委、政府领导,但是,我国基层民主政治发展的目标,就是要将这种直接选举,逐步在乡镇、县甚至更高层级的政府推开。这样看来,广大农民逐步对各级政府领导地位的决定权,可以对政府产生为农民提供均等化的公共服务的倒逼作用。

  对农民来说,他们最主要的财产就是土地。但是,如果农民的土地是外在于他们财产权利的时候,也就是说,如果农民的土地可以被政府或者其他社会集团随意调整、侵占、剥夺的时候,农民的权利是很难实现的。只有当土地真正成为农民的财产时,即土地真正是“我”的,而不是“我们”的时候,农民从土地收益的获取中,就会生发出对社会管理参与的强烈要求,用参与社会管理来保障自己合理的经济利益。与此同时,农民在对其土地财产权的维护中,自我组织程度的提高和参与意识的增强,也对承接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提供了良好的基础,这样一方面提高了政府公共服务的质量,另一方面农民也将逐步获得与市民同样的社会福利权。

  还权于民要从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入手

  成都市是国家城乡统筹综合改革试验区,为适应我国城市化进程和土地流转需要,2008年,他们率先在农村开展产权制度改革。

  首先,他们做的第一件事是“确权领证”。每户农民要有权属证明,这是土地流转和获得财产性收入的前提和基础。确权后,土地从此“生不增、死不减”,不再调整。之后不论征用还是流转,都遵循“占谁补谁”的原则,收益不再集体平分,而是归农户本人。这些权属证明是:土地承包经营权证、林权证、集体土地使用权证、房屋所有权证。长期不变的土地使用权和土地确权,将土地权利给予了个人。

  其次,当农民的资产能产生更高价值的时候,就需要新的机制来保障农民的话语权、自主权。成都农村的“农民议事会”正是在确权的过程中,从民间自发产生的。2008年确权工作刚启动时,各村一度矛盾重重,无法推进。最后,农民自己想出了办法,他们推举出一些他们心中有威望、信得过的代表,入户调查、实地测量、调解纠纷,最终解决了确权难题。由此,农民议事会成为农民自我管理的社会组织。

  第三,在土地整理和自治的基础上,农民开始享有均等化的公共服务。在成都农村,农民住宅建设有“统建房”和“自建房”。统建小区和新农村的外观风貌、公共基础设施、公共服务由政府解决。拆迁、补偿、建新区的资金主要来自两个途径:一是土地流转后的租金收入;二是土地整治后多出来的土地形成的收入。

  通过土地整理,农村基本达到了村容整洁、道路、通信、环境、垃圾处理等公共服务均等化。农民通过土地整治,不仅有固定的土地出租收入,而且每年还有近万元的打工收入。村组两级成立农民议事会,实行农村社区自治管理。虽然农民住进小区生活成本增加了,但是和以前种地比较,收入还是增加更多。

  通过调查可以发现,成都农村农民的生活之所以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,主要是因为土地整理为土地流转创造了条件,也使土地释放出更高的价值。以前,农民的土地和房屋是无法流动的,也就无法产生更高的价值。农民仅仅靠种地,既无力转向更集约利用土地,也无法转向现代化居住模式。农民事实上是通过对宅基地的整治,使自己获得了改善生活的资本。

  事实上,土地确权不仅使农民的财产权得到了明确,也意味着把财产的处置权还给了每家农户。农民有权以转包、出租、互换、转让、股份合作等多种形式进行土地流转,村集体不能再像过去一样,代农户做主。确权后,每家的土地权属很清晰。

  把权利还给农民

  成都的改革就是让农民当家做主,只有农民都有权决定自己未来的走向,他们的权利才能真正落实,也只有当农民都真正意识到自己权利的时候,改革就离成功不远了。所以,成都市城乡统筹综合改革的核心就是四个字:“还权赋能”,即把权利还给农民。

  首先是把农民的财产权利还给他们,而且是长期的财产权。“有恒产者有恒心”,农民有了恒产,就可以依靠自己的力量来解决自己的问题。土地权利由“我们的”变成了“我的”。我们是个集合名词,人格化的程度非常低,而产权一定要人格化,才会真正有人去关心它,维护它,让它升值。从复数到单数,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飞跃。

  其次,农民议事会还社会管理权给农民。从选举、决策到监督,使农民不仅有财产权,而且有社会管理权。这些权利结合在一起,农村就会发生很大的变化。

  第三,农民有了医疗保险、养老保险,这是还农民以社会福利权。过去那种认为农民的承包地,就是他们的社会保障的看法,这是片面的。实际上,农民也是纳税人,是公民,不管公民在什么地方生活,公共财政的阳光都应该照耀着他。

  当农民有了财产权、社会治理权、社会保障权的时候,农民才具有了一个完整的人的权利,就真正使“农民”成为一种职业,而不是一种身份。其实,这些权利本来都是农民的,由于历史的原因,农民的权利由具体的变成了抽象的,抽象的权利主体是无法行使自己权利的。“还权”就是把农民应该有的权利还给他们,农民有了这些权利,就可以按经济规律和社会规律,拥有改变自己生活和生产状况的能力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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